第四章 有关急证精神的探讨

关于急证问题，印顺法师持否定的态度，而现代禅则给予完全的肯定。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最初是源于现代禅创始人李元松先生对印顺法师的批评性评论。他说：“至于，大乘佛教的本意果真是‘人乘的菩萨行’？以及重视修证的禅者是‘小乘急证精神之复活’吗？我认为那是印顺法师个人的看法而已。”对此，印顺法师并不认为自己批评禅宗为“小乘急证精神之复活”是“个人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李元松先生对他的批评没有道理。印顺法师说：

他（李元松）也不同意我说禅宗是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他自己却说：“临济与德山，都是禅门的天王巨星，死在他们手下，证得阿罗汉的不知凡几”。原来禅门所证得的，是阿罗汉，这不是声闻乘──小乘的圣果吗？这是现代禅的新解说，在古代禅师们，怕都说是“见性成佛”的。我曾说：禅宗是“小乘急证精神之复活”，现代禅批评说：“那是印顺法师个人的看法”。不过事实确是如此，禅师们是证阿罗汉的，那就与我见解相同了！

这就是说，双方都肯定印顺法师的确认为禅宗的行为是“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争论点仅仅在于这个主张是不是正确的问题。对此，印顺法师最初立论的出发点是禅宗表现为寻求急证，缺乏广度众生的情怀，而这里又凭空蹦出个“阿罗汉”的果位，他当然更有理由认为禅宗是“小乘急证精神”的表现了。因为，且不说禅宗的外在表现，仅仅就阿罗汉这一果位而言，如果禅宗所证的的确是阿罗汉，那么从佛教的常识上说，禅宗只能属于小乘法门。如果禅宗真的是小乘法门，那么考虑到其以顿悟成佛为一生之学佛目标的实际情况，谁都会将其视为是“小乘急证精神”的体现。

在中国佛教中，“小乘”是相对于“大乘”而言的，一般带有斥责的意思。印顺法师说：“佛法本来无所谓大小，大乘与小乘，是在佛教发展中形成的；‘小乘’是指责对方的名词。”事实上，各种大乘经典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斥责小乘的言论。现代禅以“禅”为号召，而且对禅宗有格外的肯定，又恰恰存在于中国佛教的氛围中，当然不愿被指责为“小乘”，其批评印顺法师的这一观念便在情理之中。因此，当印顺法师的反驳意见发表后，温金柯先生代表现代禅对印顺法师的言论作了相当激烈的反驳。他说：

再从印顺法师最终所肯定的理想的佛教形态来看，此即他所谓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印顺法师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平实案：其实是否定太虚大师思想者，不是继承者。仍有文献可证明之），提出契合时代理性人文思潮的“人间佛教”当然是值得赞叹的；然则我们也必须看到，他所提倡的人乘的菩萨道或凡夫的菩萨行，浅化了大乘菩萨道。这种浅化菩萨道的倾向，尤其明显的表现在他将重视佛法之契证的宗派，如禅宗，批评为“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精勤断除三毒乃是佛法的根本精神，对此而加诸“小乘”的贬抑性的字眼，岂是合宜的？对修证倾向的怀疑与贬抑，正是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所以为浅化，而不符大乘菩萨道真精神的根本原因。而浅化的菩萨道，可以说是俗化的佛教的土壤和促进剂，今天台湾佛教界俗化浅化的风气弥漫，可以说与这样的“人间佛教”直接间接的影响不无关连。

无可否认的，印顺法师四十年来可以说是对台湾中年以下的学佛人影响最广泛的大德，可是禅宗“直示本心的修证之道”在思想上，被他批评为带著梵化色彩的真常唯心论，在风格上被他讥为“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因此李老师说：“（台湾）很多学佛的人对于禅摸不著边际，甚至存有排拒之心，主因是一开始就误认禅是不了义的，是带有外道思想的──而这些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受到印顺法师的影响。”“台湾知识阶层的佛教徒，对于禅既然普遍存有这种误解，使很多有志修禅者在这种阴影的笼罩下，无法在禅修上得到贯通。当学佛修行到一个阶段时，就会产生‘到底中观对呢？还是禅比较对？’‘到底阿含经对呢？还是禅对？’的困惑。”李老师这项指陈，不但是当前台湾许多学佛人的经验之谈，应该也是印顺法师影响下的台湾佛教修学环境的中肯描述。……这样的情形能不说“印顺法师间接影响禅的式微”吗？

这就是说，现代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身是否被指责为小乘的问题，而是整个禅宗的命运和依法修证的地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佛教现状则与印顺法师的主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正是其批评印顺法师的出发点之一。

众所周知，禅宗历来被视为大乘佛教的一个宗派，而且是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的智慧的宗派；古往今来，有无数的社会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禅宗的智慧所折服。然而，印顺法师却公然主张禅宗的表现是小乘精神，而且表达得理直气壮，这就不能不令人关注。彻底穷源，我们可以发现，印顺法师的这一主张与现代禅的批评所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

有关这一问题，印顺法师有四段论述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现其在这方面的立场及其依据。本人认为，要探讨急证是否合理、合法，就必须首先澄清印顺法师的立场，因为印顺法师的观点是相关问题的导火索。

印顺法师的第一段话是：

大乘理论的特点，是“世间不异出世间”；“生死即涅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从一切法本性空寂的深观来看一切，于是乎世间与出世间的对立被销融了：可以依世间而向出世，出世了也不离世间。从理论而表显于修行，以佛菩萨所行为轨范，布施被看作首要的道品；慈悲为菩萨道的必备内容，没有慈悲，就不成其为菩萨了。如果我所理解的，与实际不太远的话，那末大乘入世佛教的开展，“空”为最根本的原理，悲是最根本的动机。中观也好，瑜伽也好，印度论师所表彰的大乘，解说虽多少不同，而原则一致。从“空”来说，如《瑜伽》“真实义品”所说：“空胜解”是菩萨向佛道的要行。生死性空，涅槃性空，在空性平等的基点上，才能深知生死是无常是苦，而不急急的厌离他；涅槃是常是乐，是最理想的，却不急急的趣入他。把生死涅槃看实在了，不能不厌生死，不能不急求涅槃。急急的厌生死，求涅槃，那就不期而然的，要落入小乘行径了！在“空胜解”中，法法平等，法法缘起──身心、自他、依正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于是悲心内发，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而行菩萨道。在菩萨道中，慈悲益物不是无用，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心髓。为众生而学，为众生而证。一切福慧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众生。一切不属于自己，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没有慈悲，就没有菩萨，没有佛道，而达于“佛心者，大慈悲是”的结论。本于这种理论而见之于实行，主要的如《般若经》所说，时时警策自己：“今是学时，非是证时”。因为从无我而来的空慧，如没有悲愿功德，急求修证，尽管自以为菩萨，自以为佛，也不免如折翅的鸟，落地而死。所以菩萨发心，以空胜解成大慧，以福德成大悲。一定要悲愿深彻骨髓，然后证空而不会堕落小乘。总之，大乘的入世的佛法，最初所表达的要点是：不异世间而出世，慈悲为成佛的主行，不求急证，由此而圆成的才是真解脱。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印顺法师此一论断的依据不是中国佛教的理论的可能性，即：他是根据中国佛教中的许多人的表现而有的这种看法。如果是这种情况，从世俗的角度是能够被接受的，但是从佛法的角度看也同样是错误的。之所以从世俗的角度能够被接受，是因为社会上判断问题往往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来进行；而明、清以来的中国佛教的人往往不争气，大家往往只是借佛教混饭吃而已，很少有致力于佛教事业和佛法修行的。那些人，他们图的往往只是逍遥自在，其它的概不关心。对此，不要说印顺法师，所有接触过佛教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我想，印顺法师或许主要是以此为依据而作的判断。然而，即便如此，从佛法的角度说，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佛教强调四依法，其中之一就是依法不依人。换句话说，不管其中的人怎样，人只能代表具体的个人而始终不能代表法，法的存在不以任何人的言行为转移。在中国佛教中，法就是中国佛教的教理系统和经典，人就是其信仰者和修炼者，人的修炼是努力向法看齐，而其本身并不等于佛法。从这个角度说，印顺法师的判断是不合佛法的基本要求的，因而是不如法的论断，是应当抛弃的。与此同时，在中国佛教的教理系统中，我们实际上也找不到足以证明印顺法师的论断能够成立的经典依据。由此可见，印顺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这一指责带有太多的个人情感，与中国佛教的实际主张相距十万八千里。

通过上述对印顺法师的四段有关中国佛教急证问题的论述的分析，不难发现：印顺法师的观点存在大量的不符合事实和佛法的成分。因此，对印顺法师的相关观点的质疑和批评，无疑对佛法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在这方面，现代禅的做法无疑是开拓性的。

事实上，从现代禅创立到现在，现代禅方面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印顺法师的这一观念的质疑。比如，现代禅温金柯先生在【佛教根本思想辨微──敬覆印顺法师〈《我有明珠一颗》读后〉】一文中说：

李老师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禅宗到底有没有掌握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印顺法师十分明显是否定的，……换言之，印顺法师认为所谓“大乘精神”就是不求急证，后期大乘和中国流传的大乘，都丧失了这个精神，反而回到小乘行径中去了，而这里所谓的“小乘行径”，就是“自利急证”。印顺法师说：“在这一思想下，真正信佛学佛者，一定是全心全力，为此大事而力求。”印顺法师就称这为：“圆顿大乘是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

这段文字在于澄清印顺法师所说的“小乘急证精神的复活”的内容。现代禅既然以“禅”为号召，自然不可能赞同印顺法师的说法，所以温先生认为：“如果佛教能坚持‘精进于解脱道、涅槃是无上法’的本质，融摄世间善法本来是好事，但是如果主客易位，反而以此‘印度民族德行，民族精神’的景行盛德为准量，来退黜释尊所亲身展现、亲自教诫弟子的解脱道为‘小乘急证精神’，岂不是买椟还珠，鸠占雀巢了吗？”现代禅的这一表述方式，从语气上说，相当激烈；但是从逻辑上说，则主要表明的是自身的立场和情感，对于论战对象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事实上，这样的问题，现代禅方面一直都存在。比如，在温先生的另外一篇论文中，他说：

印顺法师的佛教思惟，其根本的问题在于修证之道方面。他的佛学论著也有一些篇幅是在陈述修证之道，其长处在于全依印度撰述的大小乘经论而说，其明显的次第性，对义学倾颓已久、修证之道含混笼统的传统佛教来说，确有令人耳目一新而切中时弊之感。但是毕竟修证之道的了解和传递，到底必须有经验性的体证作为依据，否则经论只能是推求臆想的资料，而非深契我心的知音。譬如没有尝过某种水果滋味的人，任凭他搜集、研究、分析再多的资料，他的推求臆想总难免正误夹杂，难免会在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出错，而差以毫厘，谬之千里。而且即使他的推论臆想完全正确，但在根本处他自己也难免迟疑，到底那是什么滋味？世间的味觉尚且如此，何况是出世间的、远离颠倒梦想的体证呢？

温先生的这段文字力图通过证明修证道的必要性来证明印顺法师观点的偏颇，但是也仅仅是表明了修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足以对印顺法师的观点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因为印顺法师至少在文字上、口头上并不反对证道，只是反对急证而已。所以我认为，现代禅的这种不够直接、大胆的质疑方式当是其对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的质疑很少得到印顺法师方面作出响应的重要原因。

（平实注：印顺法师对现代禅的回应不多，原因是现代禅对他的评论，对印顺而言是无关痛痒的，也无法撼动他在六、七十年来被昭慧…等人所簇拥建立起来的威望。正因为现代禅从来不曾针对其法义上之重大过失提出任何辨正，所提出的辨正仍然脱离不了印顺法师以二乘菩提解脱道作为成佛之道的窠臼，因为现代禅的修证，其实正是以印顺所建立的“以解脱道作为成佛之道”的邪见作为基础的；既离不开印顺的窠臼，则现代禅所提出的质疑，当然就无法跳脱于印顺理念的规范，所以无论如何严厉的批评，对印顺的理念都无法造成伤害，印顺的追随者也都会回归于印顺的理念而不会被现代禅所影响。但是如果有人正确的针对印顺法师的偏斜知见提出一针见血的辨正，也一样会使印顺法师…等人都无法提出辩解，只能默而不应，以免招来更大的颜面损伤；平实对极为强势的印顺、昭慧法师等人提出的法义辨正，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即是现成的事例。现代禅对于印顺法师的偏斜法义无法一针见血的提出辨正，原因就在于现代禅等人始终落在印顺所提出的“解脱道即是成佛之道”的窠臼中，而不知道成佛之道含摄二乘菩提的解脱道及大乘菩提的佛菩提道。而佛菩提道─菩萨道─的见道，则以亲证第八识如来藏为唯一的见道内容；再由亲证佛菩提道的见道─证得根本无分别智─作为相见道位修行而发起后得无分别智的基础；再由相见道位的后得无分别智─别相智─的圆满而进入初地心中，终能广修十度万行，最终成就一切种智，由一切种智的圆满而具足佛地智慧，再由福德的修集圆满来配合一切种智而成就佛道。印顺错以解脱道取代佛菩提道，又严重的误会了二乘菩提的解脱道，现代禅李老师等人不知此中详情，咎在未曾获得大乘见道的智慧与功德，所以对印顺法师的邪见无法提出正式而有力的辨正，所以印顺单以响应现代禅的【《我有明珠一颗》读后】一文，即轻易的解决了现代禅对他的所有批判。如今平实针对印顺法师的偏斜法义，以十余本书籍正式提出辨正，而且仍在继续提出辨正之中，强势而且一向反应迅速的印顺与昭慧法师等人，至今仍不敢正式为文或造书响应。他们深知：一旦响应之后，必将招来更为细腻、更为深入的法义辨正书籍的响应，只有更加暴露自己的邪谬处，绝对无益于自己。从这里就知道：他们对自己的谬误确实有自知之明，所以默而不应。所以他们近几年来只是花费大笔经费不断的在有线电视上广辟弘法节目，希望藉此招徕更多的学人，期待因此可以挽回不断流失的学众。是故现代禅的问题，其实是出在不能脱离印顺错误知见的框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