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篇导读：
判教，在正法期由佛陀在《阿含经》中建立三会、二会、一会说法之判教典范。像法期则有不正确的判教夹杂其中，但在中土名师辈出的判教风潮背景下，形成唐宋大乘佛教的复兴。于现代末法期，萧平实提出世俗化、法义浅化二个属于“什么是佛教”的判教议题，并且提出外道化、密意失传、道次第混淆三个属于“佛教是什么”的判教议题。其中，“什么是佛教”是外显性的议题，“佛教是什么”则是内涵性的议题。
本篇摘要
佛教真正的“密教”与“密宗”，其实就是能够“明心见性”证得第八识如来藏真实心密意的禅宗。《阿含经》中记载着佛陀亲口宣说第二、三转法轮的大乘般若与唯识诸宗，也记载着许多禅宗公案；而中国禅宗祖师在大庭广众下忽然开悟明心见性，并且令人摸不着头绪的公案，正好与《阿含经》的公案彼此相互呼应。这种记录在《阿含经》中，又显现在中国禅宗里的禅门公案，正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教导佛法般若实相智慧密意的秘密法，只有当机之菩萨才能当场悟得，在场的一切人天皆悉罔闻，正是佛教中真正“密教”与“密宗”的独特表征。
四、佛教是什么？
萧平实提出外道化、密意失传、道次第混淆三个议题，其实就是探讨“佛教是什么”的内涵性问题。萧平实在《佛教之危机》中说：
云何言外道化是佛教之大隐忧？谓佛教之密教化也。西藏密教虽然身着佛教法衣，住于佛教寺院中，本质却是外道法，完全不具备佛法之法义基础，乃是以种种取自外道之世间法，冠以佛法名相及修证果位之名相，取代佛法所说之种种修证境界，令佛法之本质消失于无形中，令佛法转易成外道法。（萧平实著，《佛教之危机》，台北，正智，2002，页210）
前面讨论世俗化与法义浅化，是将佛教的建立，定义在寺院建筑、医疗、环保或人天善法之中，因此以外显的世间法与人天善法，当作是佛教的弘法事业。而“佛教是什么”的内涵性议题，则是依贤首法藏之判教，讨论佛教之教、理、行、果的内涵。换言之，如果有人穿上僧服、住在寺院、口说佛法名相，那么他就是佛教的法师吗？就是宣扬佛法吗？就可以使人解脱吗？就可以成佛吗？上述的答案很明显的：都不尽然如此。因此，讨论到底“佛教是什么”，以辨认真佛教与假佛教之差异，在末法期确实具有时代的重要意义。
外道化、密意失传与道次第混淆三者也是彼此相关、相互影响。因为佛弟子普遍无法实证佛教中的智慧密意而导致密意失传，也失去正确诠释佛法的能力。但有慢心的僧人，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证与无知，于是就曲解经典而导致所说的道次第混淆，甚至把外道法当作佛法。所以，外道化、密意失传与道次第混淆三者，其实是彼此相关、相互影响。
萧平实指出佛教外道化最大隐忧是“密教化”。但是，“密教化”并不是精准的描述，而是依现象所作的方便描述，精准的现代说法应该称为“喇嘛化”。因为佛教中真正的密教，其实就是禅宗。（禅宗的开悟明心即是《般若经》中说的证真如，证真如才是佛教中的最重要密教。）禅宗公案是佛陀在大庭广众之下，秘密传授般若智慧密意给予特定菩萨，可是四旁大众却是无人知晓的一种独特传承方式。由于禅宗公案具有让人难以了解的秘密性，所以称为“密教”或“密宗”。阿含部经典《央掘魔罗经》卷2，有着清楚说明“密教”的开示：
（尔时央掘魔罗谓满愿子言：）“彼诸众生亦复如是，好邪恶正，不乐见佛及如来藏，去来现在、不生信乐，如彼鸱鸺好闇恶明。如人长夜修习邪见，染诸外道不正之说，以宿习故今犹不舍；彼诸众生亦复如是，久习无我隐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诸邪说，去来现在不解密教，闻如来藏不生信乐，非余众生。”
央掘魔罗菩萨说，众生因为无始劫以来不曾实证第八识如来藏，所以不乐于见到诸佛，亦不乐于实证如来藏，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会这样；就像是猫头鹰（鸱鸺）总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一般，对于从不曾听闻过诸佛所说如来藏的众生而言，习于不曾听闻如来藏的黑暗邪见，厌恶听闻如来藏的光明之法。除非是长久劫以来已经亲近诸佛或者已经实证如来藏的菩萨，才会乐见诸佛与乐证第八识如来藏。由于众生长久所学习的内容，都是不能实证第八识真我的无我之法，以及被五阴所隐密遮覆而落入世间教法；因此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对于佛教中可以实证法界实相的“密教”都不能了解；这些不能理解佛教中真正“密教”的人，就是听闻如来藏却不愿意相信的众生。
从上述经文的意思可知：佛教真正的“密教”与“密宗”，其实就是能够“明心见性”证得第八识如来藏真实心密意的禅宗。《阿含经》中记载着佛陀亲口宣说第二、三转法轮的大乘般若与唯识诸宗，也记载着许多禅宗公案；而中国禅宗祖师在大庭广众下忽然开悟明心见性，并且令人摸不着头绪的公案，正好与《阿含经》的公案彼此相互呼应。这种记录在《阿含经》中，又显现在中国禅宗里的禅门公案，正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教导佛法般若实相智慧密意的秘密法，只有当机之菩萨才能当场悟得，在场的一切人天皆悉罔闻，正是佛教中真正“密教”与“密宗”的独特表征。
萧平实所指的“密教化”，其实是“喇嘛化”。“密教化”其实是随顺世间学术积非成是的说法。因为，佛法被“喇嘛化”之前是“密教化”。也就是说，佛教在印度后期有所谓的“秘密大乘”出现。十一世纪左右，回教军队进入印度灭除秘密大乘时，秘密大乘的残余势力进入西藏，与西藏当地苯教结合成喇嘛教。可是，天竺当时的秘密大乘是佛教吗？其实，秘密大乘是“否认以释迦为教主”的外道宗教，根本不是佛教。日本平川彰在《印度佛教史》中说：
独立的密教经典是作大毘卢遮那佛（Mahāvairocana，大日如来）的说法，但是大乘经典的教主是释迦，纯正的密教是否认以释迦为教主而出现的佛教。以教主为大毘卢遮那，或以释迦为教主，可说是纯正密教与杂密的不同处。（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2002，页457）
纯正密教是“否认以释迦为教主”的宗教，这样的“秘密大乘”可以称为“佛教”吗？可是，平川彰竟然称“密教”是“纯正的密教是否认以释迦为教主而出现的佛教”。显然，秘密大乘就是一种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来消灭佛教的外道宗教。所以，“秘密大乘”根本不可能是佛教，更不可能是“大乘佛教”。可是，佛学学术界却是积非成是错误的称呼“秘密大乘”是“后期大乘佛教”。
因此，“秘密大乘”其实是个错误的名称。“秘密大乘”基本上是以否认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的外道宗教，所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也同样反对。但是，这种“纯正密教”有时会因为佛弟子的正知正见提升之后，就会退回“杂密”的样子，也承认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及其教法的正确性。等到佛弟子懈怠之后，追求佛法智慧的正知正见又逐渐松懈，逐渐又在追求世俗化的世间成就时，“杂密”就又摇身一变回到“纯正密教”的本来面貌。印度佛教最后的灭亡，其实并不是毁灭在回教军队进入印度时，而是在此之前，“秘密大乘”早就入篡正统取代释迦牟尼佛为教主的正统佛教，改尊大日如来作为教主，当时佛教早已实质灭亡。因此，杂密与纯正密教的相互转变是外道侵入佛教、消灭佛教的两手策略运用。
“秘密大乘”如何否定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并且推翻释迦牟尼佛的纯正教法呢？从密教部《金刚顶经》可以一窥其概要：
尔时一切如来云集，于一切义成就菩萨摩诃萨坐菩提场，往诣示现受用身，咸作是言：“善男子！云何证无上正等觉菩提，不知一切如来真实忍诸苦行？”时一切义成就菩萨摩诃萨，由一切如来警觉，即从阿娑颇娜伽三摩地起，礼一切如来，白言：“世尊！如来教示我：云何修行？云何是真实？”如是说已，一切如来异口同音，告彼菩萨言：“善男子！当住观察自三摩地，以自性成就真言，自恣而诵。唵质多钵啰底微腾迦噜弭。”时菩萨白一切如来言：“世尊！如来！我遍知已。我见自心，形如月轮。”一切如来咸告言：“善男子！心，自性光明，犹如遍修功用，随作随获，亦如素衣染色，随染随成。”（《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卷1）
上述经文中，“一切义成就菩萨”就是“悉达多菩萨”，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尚未成佛前，还坐在菩提树下准备成佛的时候。上述经文否定释迦牟尼佛是无师独觉的佛陀，经文说悉达多菩萨是由一切如来云集为悉达多菩萨说法，才成佛的。因此，这样的经文也同时否定诸佛是一切智人：诸佛无法无师独自觉悟而成佛，诸佛的智慧并不圆满，所以需要云集一切如来才有能力帮助悉达多菩萨成佛。而一切如来教导悉达多菩萨并不是参究法界的真实相，而是“自性成就真言”。换言之，佛教大小乘经典都是说释迦牟尼佛顺逆观十二因缘观，并且参究法界实相后，明心见性而成佛的事实，以乐空双运为主要教义的坦特罗密教并不承认。以此缘故，密教部《金刚顶经》推翻必须有顺逆观十二因缘的智慧，也推翻佛陀亲传禅宗所采用参究话头的法门，改以持诵“真言”作为成佛的法门，并诬指释迦牟尼佛是依教导持诵“真言”而成佛。因此，“秘密大乘”也称为真言宗。然而，需要凭借语言文字的“真言”，是探求法界实相公案的方法吗？南宋克勤圜悟禅师在《碧岩录》卷1中说：
达磨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来，单传心印，开示迷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恁么见得，便有自由分，不随一切语言转。
自从达磨祖师西来建立禅宗：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显然，语言文字是变动不居的五阴、十二因缘所成，不可能是永恒常住的第八识如来藏心。只有第八识如来藏心，才是达磨祖师的“单传心印”，才是“不随一切语言转”而符合《阿含经》教义的阿含禅学，所要实证的法界实相。落入语言文字的“真言”，不论有声、无声、有念、无念，都是落入语言文字而变动不居的生灭法，而法界实相的第八识如来藏心却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不生灭法。因此，“秘密大乘”传授的真言，其实只是生灭的世俗法，本质是外道法，根本不是佛法。
除此之外，《金刚顶经》主张“我见自心，形如月轮”，认为众生的实相心是有形状的，而且“形如月轮”。可是，这种“自心形如月轮”的说法，连“秘密大乘”自己宗派里都不相信，甚至后来传入西藏与苯教结合成的喇嘛教，也没有任何法师或居士会相信“自心形如月轮”的说法，而且也不再弘扬这样的说法。因为法界实相不可能是有形有相的法。由此可知，从教理行果来看，秘密大乘与藏传佛教（喇嘛教）所教导的是“真言成佛”（后来又演变成为男女双修的无上瑜伽大贪成佛，则此处暂且不论），其教理是“自性成就真言”，而所行是“自恣而诵”，所以其果证当然为外道果，因此与佛教完全无关。
《金刚顶经》其实是一部“秘密大乘”用来破坏佛教、推翻佛教的伪经。但吊诡的是《金刚顶经》这部伪经，西藏喇嘛们现在虽不再说“自心形如月轮”。可是，为什么西藏喇嘛们至今却仍然尊奉此经为喇嘛教的真正经典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金刚顶经》与喇嘛教都有着共同否定释迦牟尼佛教法，以及共同否认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的本质。因此，“秘密大乘”在《金刚顶经》中，以“真言”否定释迦牟尼佛教导佛弟子明心见性的禅法，否认释迦牟尼佛作为无师独觉的教主身分，其目的就是要以外道法全盘推翻佛教教理行果的知识和实证体系。
既然“秘密大乘”与喇嘛教认为“自心形如月轮”，当然就不可能实证真正无形无相的法界实相第八识如来藏心。因此，当元明清三代都错误地将喇嘛教当作佛教，使得中国禅宗不再兴盛；而以实证第八识如来藏心的觉囊派在西藏被黄教消灭之后，真正的藏传佛教就在西藏灭亡了。于是，佛教的实相智慧密意就在中国内地与西藏完全失传了。而“秘密大乘”与喇嘛教都主张不必有辛勤修习六度、十度波罗蜜的次第，单凭持诵真言就可以“即身成佛”，否定释迦牟尼佛三大无量数劫辛勤修行六波罗蜜的道次第。于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创建三大无量数劫辛勤修学六波罗蜜、十波罗蜜的道次第，也就被“秘密大乘”与喇嘛教的当生可以“即身成佛”的道次第所混淆了。
五、结语
萧平实提出世俗化、法义浅化、外道化、密意失传与道次第混淆五个佛教未来弘传之大患，其实就是关于“什么是佛教”、“佛教是什么”的新判教议题。对于“什么是佛教”，本文只有简略地讨论诸方大师建大庙是否符合佛陀的教法，也简略地说明为什么世俗化与法义浅化会有相互影响的现象。但是，关于“什么是佛教”的外显性议题，还有许许多多议题尚待讨论。例如，现代僧人兴起学习西方研究宗教的文献学、诠释学等等方法，那么西方研究宗教的方法，适合作为研究佛教的方法吗？僧人取得西方学术学位是否有助于佛教弘传？……等等议题，都是萧平实提出现代新判教下尚待探讨的议题。
至于“佛教是什么”的内涵性议题，本文仅仅从萧平实认为外道化就是“密教化”的面向进行探索。其实，萧平实所说外道化中最大的隐忧“密教化”，正确的描述应该是“喇嘛化”。可是，“喇嘛化”被称为“密教化”，则是由于西藏喇嘛教是源自印度的“秘密大乘”。“秘密大乘”在学术界一直被错误地称为“密教”，因此萧平实随俗将外道化的问题，称之为“密教化”。可是，从佛教教义对“密教”的定义而言，真正的佛教“密教”或“密宗”，其实是中国禅宗；而中国禅宗的源流，其实是佛陀亲自传授般若智慧密意的宗门，与教门并行传授。佛陀亲自传授般若密意给大乘菩萨的许多场景，都被记录在阿含经中，并且由萧平实依其明心见性之证量，举出《阿含经》中有禅宗公案的事实，因此开启阿含禅学的研究先河。因此，中国禅宗其实是佛陀亲自传授般若实相智而心心相印、灯灯无尽的法脉正宗。然而，在南北朝兴起判教风潮，一直到隋唐名师辈出的判教大盛时期，中国禅宗的正确判教与定位，却仍然付之阙如。因此，中国禅宗在佛教历史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地位，仍然处于尚待厘清楷定的阶段。
除了“密教化”的议题之外，什么是菩萨道的修证目标？什么是可以成就佛道的所依？“一切法空”的真正意涵为何？般若智慧的密意如何具足因缘而证得？第八识如来藏心到底是什么？……等等，都是新判教所应探索的议题。这些关于到底“佛教是什么”的内涵性议题，在西方僧人与学者间已经探讨二百年了，仍然在黑暗中无法清楚说明。因此，认识“佛教是什么”的新判教议题，正是全世界佛教界关注的焦点。
以往佛教初入中国在南北朝及隋唐时代，有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玄奘、窥基、天台智顗、三论吉藏、华严贤首等等大师投入判教的弘传工作，因此形成唐宋佛教复兴的时代背景。现代愿意投入新判教以振兴实证佛教的佛门龙象，如今安在？大乘佛教曾在印度灭了，却在中国重新复兴；复兴之后的唐宋佛教，在元明清时代进入末法期，受到“秘密大乘”的遗绪喇嘛教的入篡正统压制，佛教又灭了。如今萧平实在末法期鸣起新判教的第一枪，是末法期新判教的第一波浪潮，同时也象征着中国佛教复兴起跑的第一步！
蔡礼政 写于台北
2015．8．14
------转自公众号《实证佛教》